赵朴初居士对新时期宗教理论政策方面的贡献

作者:徐玉成

  赵朴初居士生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人民政协第五届至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名誉主席,前世佛联副主席、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众多职务,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佛学家、作家、书法家和诗人,是中国宗教界的杰出领袖。赵朴 老在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中指出:“实践证明,四十年前,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佛教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决策,不仅完全 正确,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和正常开展工作,实现和加强了各民族、各宗派广大佛教徒的团结,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 结;为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推进全国佛教事业的建设与发 展,起到了组织领导和规划协调的作用。我国佛教典型地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等五性,还具有显著的文化性。建立中国佛教协会,就能够 充分发挥佛教的特点和优势,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繁荣、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参见《中国佛协50年历届全国代表会议文 献汇编》)

  赵朴初居士一贯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在他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主要领导人期间,发挥佛教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和优势,通过中国佛教协会的工 作,为实现和加强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各民族、各宗派的团结:为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为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国家繁荣、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照搬苏联无神论宣传的政策,在所谓“宗教鸦片论”、“基石论”和“斗争论”的影响下, 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与判断发生了严重偏差。从50年代初开始,曾经一度把宗教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是社会主义的消极势力和异己力量,甚至认为宗教与社 会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以此为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宗教政策,通过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 倾、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宗教从改造、限制、动员转业、合并寺观教堂、联合礼拜等打击措 施,直到“文革”开始佛像被毁、经书被烧、有的寺庙被拆毁,宗教界人士被驱逐,彻底停止--~:JJ宗教活动。“文革”十几年间,全国长期没有宗教和宗教 活动,人们好像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感到很正常。所以1975年“四人帮”横行时四届人大修改的《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不信仰宗 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内容,实际上把信仰宗教的自由降到次要、从属地位,把“不信仰宗教和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放在公民基本权利的首位,喧宾夺主。为全国 禁止一切宗教和宗教活动提供法律根据。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方面,“文革”中形成的错误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分 别逐步得到清算。但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理论仍然大行其道,对“宗教存在普遍的偏见与歧视”。1978年召开第五届全国人大修改的 《宪法》第46条有关宗教信仰条款,仍然全文照抄75年宪法第28条的内容:“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就是很好的证明。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在“文革”结束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赵朴初居士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良传统,遵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对我国宗教理论政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朴老对宗教法律制度方面的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困难局面,赵朴初先生充分运用党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一重大顺缘,在恢复和落实宗教政策中提出加强宗教方面法律制度建设的主张,从法律层面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 保护,维护宗教的合法权益,为恢复和振兴中国宗教事业做出了贡献。